特区的诞生,使广大民众看到了希望,也使“逃港风”逃了三十年风潮骤然停止。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,最困扰着特区偷渡外逃现象,突然消失了!确确实实,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、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才完全消失了!
贺军尧对这些非常的清楚,甚至比眼前的老人知道的更多。老人是亲身经历者,而他可以查阅很多的资料。
老人似乎想起了小时候的事,笑了笑,“想当年三江作为泳场的盛况: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,口号喊得分外响亮,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: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,逃亡到香港。”随之脸色又沉重下来,“回头望着来时的路,海面上,漂浮着数百具尸体,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。在黎明前的一丝曙光中看的人心里发毛。”
老人语气沉重的说道,“而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,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“拉尸行”。在鼎盛时期,鹏城活跃着200多个“拉尸佬”。我记得听后来偷渡者说,70年代末,鹏城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,“拉尸佬”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,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。曾经有一个老人,最多的一天,自己从公社领到了750元,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,有4个是他的亲人。”让人唏嘘不已,感慨万千。“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贫穷与饥饿,造成的逃港潮。人们冒着九死一生的去赌一把明天。”
一时间房间里静的能听见钟表的滴答声。70年代,正是那些知青为主的逃港者,这些被发配到穷乡僻野的知青,由于物质与精神生活都极度贫困,他们不堪忍受重体力劳动与离乡背井的苦楚,便不顾一切地扑向香港,成功者毕竟是少数。相对于后世流行的“北漂”、“南漂”来说,偷渡香港的这群知青,很早便已是“港漂”了。
“然而就是这样,也挡不住前赴后继的逃港者。”老人接着道,“我们徒步到达鹏城,人生地不熟的,也不能偷偷打听如何偷渡啊!偷渡的下水时机,什么时候下水,这些我们都一无所知,就在我们挠头的时候,就找到了一线光明,我记得当时国内,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浪潮,当地政府还曾想过这样一个办法。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,有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子,当时的宝安县决心在这里“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”,把西坑村建设成“反偷渡的红旗村”。
村里掀起了一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。村前村后的墙壁上,刷满了大标语: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!”田头的井水边,也插上了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的语录牌。一到天黑,就组织村民唱歌,曲目多是、等。一时间,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岭南全省鼎鼎有名的“红旗”。我们打着参恭习的名义住了下来。但很快没多久,这个精心构筑的“社会主义教育堡垒”也倒掉了。”
“老头儿,你可真够奸诈的。”程世喜打趣道。“既然是反偷渡的红旗村,那么对于怎么偷渡那是了然于胸。”
“呵呵……你没说错,最适合的时间为每年八月和九月的初三到十八之间。根据海潮涨退规律,当地人总结出谚语:初三十八水顶流。在这段时间下水为顺水,不用太费力就能游到对面。”老人笑了笑,接着道,“当时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,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、民兵干部和我们一起下水逃到了香港,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“男人”,和一个8岁的男孩。我记得当我们站在香港的土地上的时候,和我们一起游过来的一个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:“我死后,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!”真正的香港奇迹,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,用血和眼泪创造出来的。”
那名农妇,得多狠呐,才会说出这样一句话,‘我死后,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。’然而刚刚踏上香港这片土地的人们,前路并非一帆风顺。
老人抿了口茶,恢复了些精神道,“对我们这些人来说,香港很好,却没有自己的位置,漂在那里没有根。”他顿了一下道,“吃苦受累不怕,只有享不了的福,没有受不了的苦,刚刚到香港没有身份证,我们这些人都是从社会最底层做起,受尽白眼,艰苦奋斗,才慢慢融入了主流社会的。然而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……”